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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6章 创新农业九死一生（第1页）

在不少里，主角仿佛只要把“红薯、玉米、马铃薯”这些新作物从“后世”带回古代，分分钟就能造福一方、赢得民心、改变命运，甚至还会因此“青史留名”。然而，现实的历史告诉我们：古代引进新作物，是一件九死一生的事。

因为农业不是光靠“种子”和“知识”就能推行的产业，它背后牵扯到的是——地方官员的政绩焦虑与风险规避；农民对陌生作物的天生疑惧和保守性；赋税制度与丈量标准的惯性僵化；水利结构、耕作工具、地权关系的复杂配套；一旦失败的问责制度和性命代价。

如果你穿越到古代，妄图“靠新作物改革农业”，结局极可能不是“功成名就”，而是被地方绅士联名告、百姓集体拒种、官府疑心反叛，最后被流放边疆或死于流言之下。

“改良”这件事，本质上就是在挑战旧秩序。

你想种新作物，说得好听是“提高产量、富民安天下”，但在地方势力眼中，这更像是在“捣乱”。

官府会想：“你凭什么改老祖宗传下来的耕法？”、“种了你这东西，测亩方法咋算？赋税怎么算？”、“万一减产，是你赔，还是我们掉脑袋？”

地主会担心：“你让佃户改种，收益怎么算？租约怎么改？谁来背风险？”

百姓会害怕：“我们全家就靠这亩地吃饭，吃不成咋办？”、“这东西长得像毒草，能吃？吃了出人命你赔命？”。

在这样的集体“惯性怀疑”之下，穿越者的“种植改革”，一开局就输了。

红薯、玉米、土豆是怎么真正进入中国的？

我们今天熟知的“救命作物”如红薯、玉米、土豆，其实都是明代晚期才逐步引入中国的外来物种。它们不是穿越者带来的，而是靠了数十年时间的口耳相传、失败试验、政策引导与饥荒逼迫。

红薯：大约o年前后由福建引入，最初被称为“番薯”，官民多有疑虑，长达数十年只在东南沿海推广；

玉米：明代初传入西南，因“杆高穗小”一度被当作“观赏植物”；

马铃薯：入华时间晚于前两者，更是直到清中期才形成广泛种植；

推广者如徐光启，甚至多次受攻击，被讥为“乱法之人”；

这些作物能在中国落地，不是靠某个“英明之人”，而是靠漫长的“民间试验、官方观察、天灾助推”三轮配合。

百姓眼中：“没见过的作物就是不靠谱的。”农民的保守，不是懒惰，而是生死经验。他们知道“水稻能吃、麦子能养家”，而不认识的番薯、玉米，只会被视为：

“鬼佬草”：颜色怪、形状怪，不能入祖先之供；

“灾年菜”：只在荒年吃的替代品，平时谁吃它丢人；

“不中用”：产量高？说得好听，万一烂地不芽呢？

所以历史上的很多新作物，第一代农民都不愿意尝试，只能靠边角地、荒田地试种几年后才慢慢推广开来。

而里动辄“全村换种、亩产倍增、乡民感恩戴德”的场景，真实概率堪比买彩票中头奖。

你说“种玉米亩产更高”？对不起，古代赋税系统根本不支持它。

丈田是按“水田、旱田”来划分的，而红薯、土豆多属坡地作物；

田赋按“五谷”定额征收，官府没统计标准，你产量再高也不认；

农民怕因“多产被多征”，宁愿种点少收的老谷；

地主更不愿改作物，因为“年限租约”、“秋收入账”都绑定现制谷物。

你一搞“新作物替代”，等于掀翻了原有的税收、地租、丈量标准，官府不杀你，地主也得让你“从村口消失”。

就算你带来了红薯种苗或玉米粒，问题来了：

会不会“霉变质”？

地怎么整？翻地深浅影响极大；

播种时间怎么掌握？古代没有精准气候数据；

水源怎么办？这类作物旱涝皆易死；

收割、储藏怎么搞？老百姓不会埋藏，红薯半年就坏；

耕牛踩断苗、虫灾、鸟害、土壤适应性……问题一大堆。